韩斌生，原文化部艺术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成教艺术专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职称研究员、教授。曾任常州市文广新局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教学副院长。代表专著有《吴祖光新凤霞传》《大哉洪深》《文人瞿秋白》《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及大学教材《电视编导基础》《书法艺术与书法摄影入门》等二十余部，迄今发表著述约600万字，曾获“江苏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羲之书画报全国诗书画文大赛”金奖、一等奖等省、部、国家级奖项。
　　韩斌生书法艺术观念的核心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在中西文化背景下守正创新的诗书画同源相融的开放型艺术观。
　　其不少书法作品都是自己创作的楹联或诗词，而于书体选择则主张五体兼擅，从甲骨文到狂草书无不涉及。长年累月、边读书写作、边临帖创作，或吟诗作联、或属文习诗。在广阔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淀背景下，自葆文心澄澈、舒心散怀，并不强求俗眼识己书。
　　追溯《周易﹒系辞下》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化起源这样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虽也不乏神秘色彩。但是，透过其中的记述文字我们也可以想见先民用一些简单符号记录语言和思想的轨迹。古八卦文化虽非文字却与文字之始有不解之缘，故录此以备考。
　　文字之原初表现就内孕育宇宙意识，诚如邓以蜇先生在《书法之欣赏》一文里所说：“甲骨文其为书法抑纯为符号，今固难言，然就书之全体而论，一方面固横竖转折之笔画所组成，若后之施于真书之‘永字八法’，当然无此繁杂之笔调。……然有奇其笔画之可增可减，如后之行草书然者。至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至于钟鼎彝器之款识铭词，其书法之圆转委婉，结体行次之疏密，虽有优劣，其优者使人见之如仰观满天星斗，精神四射”。
　　可见，正是先秦时期中国先哲的时空一体的朴素宇宙观引发了书法、国画等一系列尊重宇宙时空的文化艺术现象。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其书论著作《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从其行。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扬雄在其书论《法言·问神》中论及“言”与“书”的问题时曾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睧睧，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以张旭的草书为例说得更清楚：“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伕、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张旭以草书表达各种情感，把观察各种事物时所引发的感动和情感状态都寓含在其狂草作品之中，心于物有所感则寓于书。这是对传统的“物感论”所达成的“物我合一通感”说的极佳例证。
　　无独有偶，十九世纪西方象征主义的开拓者爱默生认为，艺术品，……也不仅是主义的妄想，而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恰与我国美学的“物我合一通感”说不谋而合。
　　以上为韩斌生教授之简历及其艺术观念之核心。